【刘瑞方（1915—1996），天津市人，回族。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处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团营政治委员、宿县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支队二总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四师卫生部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七军分区三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青海省西宁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第二政治干部学校训练部部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训练部副部长兼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政治学院特邀研究员。1955年获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7月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抗日战争前期，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为六支队、四师）在淮河以北、津浦路西开辟豫皖苏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我在部队工作中参加了一部分抗日和反顽的战斗，第一仗是围歼铁佛王六孜股匪。

1939年新年过后，新四军游击支队的指挥部设在国民党控制的涡阳县城以北和日寇占领的永城县城以南的新兴集。支队的主力背靠大后方，面向敌占区，开辟敌后根据地。支队第二团的任务是通过永城与濉溪之间的敌人封锁线，进入萧县、宿县、永城三县之界的地区，与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会合，打击日伪，消灭为害人民的地方杂八队，开辟出一小块根据地，然后再向外扩展。当时，萧宿永边界一带的大小股杂八队很多，几十人一个营，百十人一个团，司令、委员长各据一方，彼此之间经常火并，群众不堪其苦。

二团在新兴集东北的马村桥一带驻防，过春节时吃的是红高粱饼子与红薯，准备节后即向萧宿永进军。横在我团前进路上的是驻王六孜的一股数十人的土匪。滕海清团长和谭友林政委命令一营拿下这个土圩子，打开进军的通道。

我在一营担任三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营是我游击支队出征豫东睢杞太时合编过来、受我党影响的绿林抗日武装，整编不过两个多月，战斗力比较差，纪律也不怎么好。对二团来说，二营是从竹沟来的由红色游击队编成的老营，在芦家庙才打了个歼灭战不久，是团的主力。大家琢磨着，这回团长、政委让一营打王六孜，是要看看一营的能耐有多大。指战员都说：“要憋足劲，露上一手，给长官们看看睢杞太人有没有种。”一些群众反映：“就看指导员能不能把这把子人带上去了。”

大年三十整天雨雪纷纷，房东大娘说她有要紧的事要跟指导员讲，要求晚饭后一定要到她那去。这天晚饭总算改善了伙食，主要是每班加了一个肉菜，主食还是老一套。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很满意的。晚饭后，全连开了一个春节娱乐晚会，李连长、钦副连长和我都说了些给大家拜年和鼓励的话。大家出节目，搞得非常热闹。散会后大家都休息了，我查了一圈哨，然后到房东大娘家里。老大娘让我在炕头上座，然后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白面汤放在炕桌上让我喝。她说：“让杂八队抢得就剩这一把白面了！”我执意不肯喝，把老大娘惹火了，后来还是喝了一半才算了事。老大娘向我痛诉了杂八队的罪行，说这些吸海洛因的坏种把百姓的油都榨干了，随便杀人，姑娘媳妇就更遭殃了。她请求新四军、共产党给百姓作主，不然，不上吊也得饿死。我向老大娘解释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国，一定为老百姓除害。后来，我还用老大娘的事情在连队进行教育，以激发战士们的战斗积极性。

三连的任务是从南门进攻，二连从北门进攻，一连是营的预备队。三连战斗任务的分工是由我带第一排担负突击队任务（李连长已调走），由钦培琴副连长带第二、三排随后跟进。一排突击得手后，二、三排即迅速配合二连将敌人包围在圩子东北角的地主砖瓦房大院里，然后组织进攻，将敌歼灭。

我带着突击排在拂晓前按时到达王六孜南寨门外约八十米的进攻出发地。我一查人数，才发现一排长庞玉合不见了。当即指定由副排长代理排长，率领一班去活捉哨兵，要求捉活的，不要被敌人发现。两分钟后，敌哨兵位置上忽然响了一枪，接着北门二连的方向也响起枪来。

这时月亮已沉落，黎明前特别黑暗。我即带领二、三班跑步前进，同时让通讯员告诉钦副连长率领连主力快速跟进。到南寨门，一排副排长报告：“敌哨兵发现了我们，打了一枪就逃走了。”我感到敌人有可能要逃跑，只说了句：“快带一班向敌人大院冲！”一排遂即冲上前去，把大院包围。我命令一班向敌院内扔了个手榴弹，然后从门口冲了进去。只抓了四五个俘虏，缴了四五条枪，还抓了三个骑兵，缴了五匹战马。进到屋里搜查，发现敌人刚逃跑，遂决心前去追击。正在这时，不知从哪个方向丢来个手榴弹在院里爆炸了。另有一挺轻机枪不断通过一小块木板墙向院内点射，大家隐蔽在墙角上，有三名战士被打伤。战士们和我齐声大呼：“院里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跑出大门一看，才知道是兄弟连队攻进圩子后不了解情况误打的，他们直向我道歉。

这时王六孜里面的秩序比较乱。我让钦副连长把部队带好，照顾好伤兵，管理好俘虏，把缴获的马匹迅速上送营部，便立即率领一排前去追击敌人。敌人是从圩子的西北角突围逃走的。地上有三四寸厚的雪，从脚印看，敌人是跑散了，但有一路已踩出一条道来。我们就循着这条道一路小跑追赶上去。刚出圩子没多远，就听到后面有人喊：“刘指导员，张政委有急事请你去。”我只好让代理排长带一排去追击，要求务必将敌人抓到。代理排长答应一声即率队执行任务去了。

一营的张永远政委是一名老红军，既会打仗，又善于做政治工作，团结干部和群众也很出色，威信很高。我向他敬礼后，报告说：“什么事这样急？我正带着一排去追击敌人。”张政委面带笑容地说：“用不着了，有人在等着他们哩！滕团长、谭政委对这次二连和三连打了个误会很有意见，让我迅速据实汇报，所以我急着让你回来把情况给我说说。”我即把战斗的经过和打误会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向张政委解释说：“这次误会伤了几名战士，令人痛心。追究责任的话，主要还在我身上。我带一班突进到敌巢大院，没有派人跟二连联络，他们不知道我们已进入大院，才扔手榴弹、开枪的。当然二连也不是没一点责任，只是动作草率了些。要是他们先问问我二、三排的情况，也就没这回事了。”张政委没有怪罪谁，他沉着地说：“这次战斗组织不够严密，拂晓攻击本来是不应该发生这种误会的。”他嘱咐我战斗结束了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还说：“要着重表扬，新兵打的头一仗，表现还算不错嘛！”

我给张政委敬了个礼转身就要走，忽见一名小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向张政委敬礼说：“报告政委！突围出去的十多个敌人盲目地向北跑，全被我们连抓到了。这个土匪头子真孬，跪在我们连长、指导员跟前，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命，拉他都不起来！”说毕才喘过气来，嘻嘻地笑着。张政委说：“好啊！干得不错嘛！应该受到表扬。”小通讯员说：“这算不得什么。要不是兄弟连把他们打垮，我们连便捡不到这个便宜。要表扬也该表扬兄弟连。”小通讯员转过身来向我敬个礼说：“报告刘指导员，你们一排真棒，把敌人追得都跑不动啦。我们连埋伏在村边的沟里，一冲上去，土匪都乖乖地缴枪了。你们一排也抓到几个活的。”

三连的指战员们今天特别高兴，炊事班把缴获的炖烂的一锅肉给大家改善了伙食。大家喜笑颜开，就好像打了个很大的胜仗。这次胜利确实是连队从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埋怨也是有的，误会伤了一个同志，好在是轻伤，一个月就会康复。大家意见最多的要算对一排长庞玉合了，说他“平时唱高调，打起仗来装孬种”“谁也鬼不过他，出发的时候还在，到该冲的时候就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早不病，晚不病，打仗的时候，不知咋搞的，肚子就痛了”“平时阴一句阳一句，人家指导员是念书的，打起仗来谁知能把队伍带得上去带不上去”。

庞玉合同志确实抬不起头来了，大家搞战评总结经验教训、表扬模范时，他一言不发。虽然经过布置要求大家不要把火力集中对庞排长，但大家在发言时却免不了说上几句，出出胸中的闷气。突然一个战士站起来指着庞玉合同志说：“你这个人中国民党的毒太深了，动不动就摆你在国民党军队里的龙门阵。这回打仗你往后缩就不说了，上回领导给每个战士发五毛钱，你半夜关上门哄着大家赌牌，把大家的几个钱都赢到你手里才算完事。你说共产党队伍里能有这种事吗？”这一下庞玉合同志可坐不住了，脸上一红一白，站着点头哈腰，说话的声音也小了，把错误都承认下来，表示决心改正。会议适时结束，以避免大家都来指责，不利于团结教育。

我和庞玉合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庞说了许多心里话。我说：“承认错误，认识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谈话中既指出他的优点，也点明这次错误的严重性。庞玉合同志说：“战士们说的对，我的确是中了国民党的毒太深了。我总觉着共产党军队官兵一致好，但比不上国民党军大牌子。国民党军队的气派大，武器也好，走到哪里在老百姓面前都吃得开，不像新四军在群众面前低三下四的样子。就拿这次打仗来说吧，我说肚子痛是假的，其实是学国民党军的办法，国民党军队都是当兵的冲在前面，哪有当官的带头打仗的？所以我听说你带一排担负突击任务，我就鞋底子抹油——溜了。”庞玉合同志的病根就在立场没有站在群众这一边。于是我俩就两种性质不同的军队和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展开了对比研究，使庞玉合同志初步醒悟过来。这次没有给处分。以后，庞玉合同志的表现逐渐好起来，大家逐渐谅解了他。

王六孜一战歼灭了群众愤恨的股匪，对周围几十里的杂八队震动很大，他们之间分化了。离城近的干脆投靠日本鬼子当汉奸；多数都派代表来新四军联系，表白自己是抗日的，要求联合抗日，进步些的还请求新四军派干部去进行军政教育。

从此，王六孜就成为根据地的一个中心点，确保萧宿永根据地的通道始终畅通。